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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响人头鼓》:归乡的长旅
发布日期:2012-04-05 00:00:00    来源:旅游与国际官网 张薇    点击次数:

  《敲响人头鼓》作者简介:杨志军,中国当代作家,著有荒原小说系列与藏地小说系列26部,代表作《藏獒》三部曲。最新出版《伏藏》、《西藏的战争》。

  杨志军的长篇小说《敲响人头鼓》在他的诸多著作中并不是最重要的,但却是最有归乡意识的。小说起始是出发,意味着有两条线同时启程了:一条是作品人物的出发寻鼓;一条是人头鼓的归乡漂泊。正如杨志军在《后记》中写到的:“对苦苦寻访人头鼓的我们来说,这是一次生命历险和激情出走,是一次肉体漂泊和灵魂放逐,在文化上是寻根,在精神上是寻梦。——流浪没有尽头,而回家的路就在身后。”(《敲响人头鼓》P272)他的写作意向非常明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他对自己精神出路的一次审视与阐释,是他长久以来灵魂行走的一次完成。杨志军展示的是他以及他们的行走,也正是对我们与世界的展示,我们在世界中的什么位置,世界是否是我们存身的寄所,我们的寻根或寻梦是向神性高地的攀缘吗?所有这些,杨志军都在《敲响人头鼓》里以寻找的方式进行着思考,他在靠近他的答案,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现代人归乡的灵魂文本。
  1、出发与寻找
  我一直对汉娜?阿伦特在《论黑暗时代的人性:思考莱辛》中的一段话深有所感:“当人们选择逃离世界时,私人生活同样也能构成一种很有意义的现实,尽管它仍然力量微弱。只要他们从根本上认识到,现实的现实性并不在于它的深度照会中,也不来自什么隐私,而只存在于他们所逃离的世界之中。他们必须要记住,他们是在不断地逃跑,而世界的现实性就在他们的逃离中确凿地显现出来。”(《黑暗时代的人们》P19-20)这段话正是杨志军在《敲响人头鼓》中叙述的场景的真实注解。我们回到作品中的人物就可以发现,他们的纷纷出场不是为了居住或停留,而是奔向一个目标:寻找人头鼓。他们所在的场域都是繁华的城市,而此时,他们向着荒凉的高原出发。他们把一个红尘世界抛在身后,选择在一个未知的世界探询不可知或不可预料的事物,表面上看,他们不是自觉地逃离,然而他们的行为本身已经说明,他们的逃离是预谋中的集体实施。他们既是个人的,也是群体的,在一种私人化的出走中,他们完成寻找梦想的意义求证。这使得他们的行动又具有了强烈的象征意味:是现代人精神寻求的一次出走。
  《敲响人头鼓》提供给我们的信息并不复杂,它清晰显现的仍然是杨志军孜孜不倦的信仰之旅。杨志军认为,信仰是远远超越宗教的一种精神现象,如果没有坚固的道德信仰,宗教往往会成为达到一切世俗丑恶目的的借口和手段。在他的诸多作品中,信仰的寻求是一个始终未变且一直彰显的履迹。对于他而言,用什么宗教作为信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建立一个人们可以作为信仰支撑的精神庇护所。这才是他孜孜以求的家园,他的灵魂的寄所。他的生存赋予了他特殊的际遇,在高原,他幸逢了藏传佛教,他们彼此的因缘得以成全。他充分体认了藏传佛教之于他对生命的领悟的深刻启示,他于幽暗中破茧而出的趋光之痛,以及他把信仰与宗教合而为一的终极完成。
  为了这个最终的皈依,杨志军经过了漫长的跋涉,《敲响人头鼓》可视之为这个跋涉的显象与隐喻的文本。显象是作品中的人物在空间上的出离与寻找,他们在高原的出发,有着实际的现实背景,他们寻找路途的每个地标,都是现实场景的真实呈现,这决定了《敲响人头鼓》的纪实性质,也正因为如此,杨志军展现了让我们可以触摸的大地体温,他们寻找的路途之上,一切经历的艰难危险,都会引发我们的惊叹与震颤,我们亦可深切体会杨志军表面放松的叙述之中所蕴藏的巨大危机。这的确是冒险,但是没有人因为历险而停止脚步。
  这样的一种显象的出发,在作品中构成了有趣而丰富的探险情节,是故事元素的铺展,同时也是对青藏高原地理意义的勘察。在《敲响人头鼓》的目录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若干地理名称,熟悉青藏高原的读者知道那些地名意味着什么,那是现实的地理图标上真实可寻的行走方向。从西宁出发,到达都兰吐蕃墓群,然后香日德,经诺木洪,抵格尔木。从此,那棱格勒河、楚玛尔河、沱沱河、光荣天女湖、终至雅鲁藏布江,流淌在青藏高原的河流,是那片土地的血液,也是一条向西更向西行走的清晰纬线。与此血脉相连的是昆仑山、巴颜喀拉雪山、念青唐古拉山、唐古拉山、直至喜马拉雅山脉,构成青藏高原另一奇绝高峻的纬度,纵横其间织就网格的是香加寺、广惠寺、嘎巴拉寺、江央寺、肩魂寺、香波寺、布达拉宫,最终抵达现实与虚幻世界的十二丹玛寺。
  这是一个现实的走向,杨志军承续了他此前写作纪实三部曲《无人部落》、《大祈祷》、《亡命行迹》时的构建筋络,集中展示了深入青藏线腹地的路径,那几乎是一幅藏地行走的完整地图,靠着这张地图,青藏高原的每平方米土地都成为旅人可以依恃的有据可查的真实凭借,由此可以看出,杨志军的脚步切实丈量过他所描绘的藏地。这的确是一次生活中经历的出发,那些选择行走的人在他们诸多的追寻里直面或者说更急迫地选择了追寻人头鼓。表面上看,追寻有着明确的目的指向,似乎人们也并不确切地了解这种追寻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他们追寻的事物是否真实存在,有什么意义或价值,他们只是在追寻的过程中逐渐靠近真相,逐一甄别出真假人头鼓,也最终在现实与想象的时空见证人头鼓的回归。
  而在这个过程,他们经历了爱情,经历了友情,经历了原始与纯朴的陌生人的豪爽、自在、狡黠,经历了有信仰的人的信念,也经历了生与死的悲喜。他们把无数人一生的经历,在短短的一个月浓缩成人生的一场盛宴,繁复之后,便纵是余生平淡如水,亦是万里之外遥看惊天瀑布的会心一笑了。
  我以为杨志军与他的同行者的现实追寻,正是现代人渴望从困境中突围的真实呈现。他们为什么要从青岛、北京、广州、厦门等令人歆羡的大城市,向一个高原古城集结?为什么要由此出发,重新上路?杨志军在作品中有两句话耐人寻味:“就为了一次他们暂时还说不清理由的出发。”“而我们将会为任何一种理由付出我们全部的热情。”(《敲响人头鼓》P12)我将此理解为一种心理秘境,既是公共的,又是个人的,两者的混合呈现及表达,是一种真正开放的内心景象。人们选择出发,总是有各种各样的追寻和理由,对于某些人而言,一种没有理由的理由,恰恰是内心需要的外化实现。出发因此变得不那么轻松,而且摈除了一般意义的探险,上路的目的,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到只是因为需要出发,却又是以复杂打底的,心灵渴望长旅,精神渴望突围,灵魂渴望栖居,向着神性的出发,师出有名,而又满含隐秘的内心理想上路。没有任何一般旅游者的矫情,亦是静水流深的完成,为了这个年纪还在继续的梦想,出发与追寻都显得意味深长。
  这实际上是逃离,私人生活成为现代人心理的一次演绎,逃离一个熟悉而又暗夜丛生的世界。他们都来自于繁华的城市,是文明世界的样板,在那个世界里,他们都是所谓的成功人士,过着中产的小康生活,享受着物质所带来的优越。然而,当黑夜来临,他们便成了城市的流浪者。杨志军与之有些不同的是,他似乎从未表现出物质生活的优渥,也从未站在中产阶级的立场上说话,——那个阶层不仅与他有着物质上的距离,更有着精神上无法逾越的距离。的确如此,在他完成小说《藏獒》之前,他生活在自成的世界里,沉陷于他的孤独,以此隔绝世俗和偏见对自己的侵蚀与伤害。我猜测,他肯定很享受他的孤独,在他的孤独里,他是他自己的王,一个城市流浪部落的酋长。
  这注定了杨志军的精神流亡。阅读他在青岛写的大部分作品,可以确知他从未在他安身的这座城市安心,他的眼睛一直在张望他的来处,寻找让自己的灵魂能够妥帖的方式。在他所处的世界里,他充满了痛苦和挣扎,被现实与理想猛烈地撕扯。他是一个把全部注意力放在理想上的作家,即使是与人对话,他的思路和话题也总是在他一直倾力的方向跳跃,他的眼神凝视着空中的某一点,越过在场所有人的视线,抵达他的理想王国。其实很多时候,他早已逃离了世界,只是现实要求于他的现实性,在一次次被剥夺、被损毁之后,仍然回到他出发的地方。可以想象,这对杨志军是一种无法忍受的折磨,他更加愿意隐身在城市高楼后的丛林深处,独自打量这个世界并且持续黑暗中的漫游。
  挣扎是一种痛苦而奋勇的姿态,亦是一种黑暗与光明间的沉浮,同时也是流亡者的标记。挣扎的结果无非两种:或者沉沦,或者蜕变。杨志军异于常人的是,既不沉沦也不蜕变,因为他一直不曾偏离他最初出发的初衷,他只是一次比一次更加清醒而坚定地朝着他的方向,出发,追寻。
  2、行走与漂泊
  行走是《敲响人头鼓》最重要的表述,整部作品就是一部行走的历史,无论是现实中的寻找人头鼓,还是历史上的班禅返乡,都是行走的呈现与放大。在这个行走的过程中,信仰的亮光渐趋显明。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标识,如果说,在此之前,杨志军一直秉持着内心的信仰,宗教与信仰之于他是分开的,在他的多篇文章及谈话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始终强调信仰源于宗教又超越于宗教,人可以没有宗教但一定要有信仰,他对藏传佛教的研读和理解是文化意义的符码,那么现在他则进入了顿悟。他其实一直也没有停止寻求人性与佛性的融合,这意味着杨志军终究把信仰与宗教合而为一,在藏传佛教里他的信仰有了明确皈依。我以为,《敲响人头鼓》是杨志军完成信仰皈依的重要行走,一方面,其现实行走是有确切指向的,寻找人头鼓为他的行动提供了现实依据,另一方面,寻找的过程即是隐喻,在过程中每经历一次事件,他都仿若在翻越人性的大山,向着神性的高地攀缘。心灵的突围在行走的途中渐渐完成,现实的困厄蜕化成皮。他竭力地想要用一种不太沉重的表达把这个过程复述出来(尽管他说已全部删去了调侃,但与已往的作品相比,仍然轻松许多),然而内在肌理的质重与繁复,还是让我们看到了他完成这个过程的艰难与挣扎,每一次登临一级台阶,他都获得新的启示,直至领悟奥义。
  人生就是行走,这是常识,每个人行走的方式不同,也便有了各自的人生。杨志军的人生行走则要复杂一些,对他而言,行走不止是一种人生状态,更是一种理想承担,一种精神责任。他会把行走不断地付诸行动,在真实的行走中出没于白昼与黑夜的时间交替,是青藏高原虔诚而忠实的膜拜者,同时亦是在行走中肯定和完成他对神性的抵达。杨志军幸运的是,在世界上还有一个正适宜于他的大地,可供他持续地保持一种激情与能量,让他的双脚和灵魂同时行走与漂泊。行走与漂泊因此而成为杨志军在那个大地呈现的,鲜明奇异的基本存在姿态,行走是双脚紧扣大地,踏实沉稳的移动,漂泊则是灵魂在空中的悬浮状,于杨志军而言,是安静沉默的鸟瞰,一切尽在眼底,心生悲悯,归依大隐。他几乎是热爱自己所创造的这种状态,并且独享其中的乐趣,不指望任何事物能取代或侵入他的“场”,——而热量却渗透乃至发散出来,渐渐成为强光,照出我们的路。
  杨志军是孤独的,但他从孤独中抽离小我,在精神实质上进入大我,于是,表层的形式上他沉陷于孤独的幽暗,而内在的肌理却清醒地张开着所有敏锐的触角,吸住并且温暖那些趋光的人和事,这是他的作品,他以行走的躯体和思考的结晶,最终完成的物与精神的产品,光照了我们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他与我们联接在一起,他的世界即是我们的世界,我们亦能够在世界之外,清醒地看到我们身处的世界,度量我们的生存与梦想。在这一点上,我倾向于汉娜?阿伦特对某一类极少数人的论断:“他只需通过梦想返回到他个人的源头,然后出来,再次进入到人性的广阔空间中,便能使自己确信:即使在孤立时他也并不只是代表着一种私人意见,而是一种不同的、仍处于潜在状态的公共意见。”(《黑暗时代的人们》P69)
  就此而论,杨志军没有在有意识的孤独中隔绝或者远离时代,相反,他努力与人群保持距离的同时,却更深入地楔进了时代,呈现了远比其他个人更为宽阔紧密的现实关系。很多时候,杨志军被认为是沉默的,对公共事物是没有声音的。从某个角度来说,这种说法显然是有理由的,我们很少看到他对一些重大的事件的关注和发言,也缺乏承担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角色的愿望。然而,这只是表象,他以另一种方式承担和表达,那种方式更适合他,通过那种方式他的声音传得更远。这就是写作。杨志军所关注的视角基本是宏大叙事,但是他的宏大又与主流价值相距甚远,他表现人类与自然的重大命题,一切与人的生存及自然的存在有关的事物都是他的诉求,他的不沉默的言说。这就从根本上建立起了一种阔大的精神格局,他的声音不仅决绝锋锐,而且持续延绵,他从未缺席现代社会关于信仰、关于人类、关于自然、关于生命的任何重大命题的思考。也因此,他用行走的方式完成写作。一面是现实中随时出发的行走,一面是作品中不断被描述的行走,两种行走构成了他对现代人生存境况的独立判断,独特阐释,人的“诗意栖居”的神性漂泊。
  萨义德在《最后的天空之后》中对失散的家园的描述是一个流亡者的悼辞,他在回忆进入巴勒斯坦,看到高压线铁塔陪伴的空荡荡的道路,道路所穿过的更加空旷的沙漠时说:“我会问自己,它们是谁?当我们不在这里的时候,它们在思考些什么?当我们停车活动腿脚的时候,我会走到一根电线塔前,试图在它那阴郁焦黑的表面寻找到一些生命、身份或意识的痕迹。……我想在那个场景中,记录下我的存在,但一切努力都是徒劳无功。”(《最后的天空之后》P40)这样的悲怆是每一个流亡者的普遍焦虑,内在的意识深处有着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荒芜感。萨义德呈现的是流亡者的流亡心态,不仅是丧失自己家园的流亡者,也是一切精神流亡者的现实表现。此时漂泊的表述似乎更恰当一些:一种悬浮状——不知何往的焦虑感,但由于是自觉的选择,焦虑也便变成了自制与强韧。杨志军正是这样一个精神流亡者,并且以个体经验的深度,洞悉悲悯精神流亡者的知识分子。他的行走的足迹穿过青藏高原,如同穿过一个强悍又脆弱的世界,没有停顿,亦没有勉强,因为他知道,那是一个入口,通往他的信仰和彼岸。
  在《敲响人头鼓》里,我们迎面与那些寺院相遇,那些寺院,是杨志军的庇护所,也是我们的精神庇护。它们是谁?当杨志军还没有抵达寺院的时候,它们在思考什么?这些萨义德的困惑对杨志军而言终于不再是疑问,这是漂泊的路途最为宝贵的相遇,庇护有了着落,在一个我们无法安定的世界,灵魂有了妥帖的安放。行走的意义显现出来,它与漂泊构成奇妙完整的呼应,行走不再坚硬疼痛,漂泊不再茫无目的,更为重要的是,无论黑暗中的行走,还是穿过寂寞旷野的阳光下的漂泊,都有内在的光,这光切割了孤独,让路途绽放光明。作品中的一群寻宝人,既是我们群体的影象,也是我们个体的投射。我更愿意把他们看作是杨志军的多个侧面,他是群体之外的游离者,亦是所有个体的集合。每个个体与寺院的关系,都是他在距离之外凝视自己灵魂活动的阐释,无论是前世的因缘,还是今生的相遇,都是寻求信仰的路途坚定不移的指向。
  3、归乡与归家
  我们现代面临的一个集体困境是无处归乡。生活在很多时候是一些碎片,拼合或者缝补往往是徒劳的修复,人的内心的裂缝隔绝了彼此,在孤独中愈是向内的探寻愈是经历精神软弱的黑暗。自然原本可以成为人类创伤最好的治疗师,然而人类早已使这个治疗师伤痕累累,面目满是疲惫的痛苦,人与自然的联系通道不复存在,人类平静冷漠地享受着从自然掠夺来的所谓文明,自然顺从地接受破碎与毁坏,然后坍塌消失。从城市到乡村,从平原到高原,人类的立场从未站在自然一边,人类与自然一体的图景是我们对远古的想象,是电影幻想家的镜头,是世界仅存的安慰。我们失乡,然后出发去寻找故乡,时光被日子吞噬,心灵沉堕在黑洞,精神是被摔碎的残片,灵魂贮存着假古董的得意,标榜知识分子的伪精英视寡廉鲜耻为平常,做巧取豪夺的勾当为正途,有多少义正辞严就有多少道德沦丧,公义、品性、价值、担当、责任、信仰……仅仅作为词汇存在,其意义已被历史风蚀,被现实碾压成齑粉。我们能够回到何处?
  杨志军唤起了我们体内深藏的痛苦,他在寻找人头鼓,实际是在寻找回乡的路,被人们寻找的人头鼓也在寻找回乡的可能。作品中的人头鼓其实是具有生命力的个体,它的材质来源于生命的物体,隐匿着不能言说的生命能量,那里面冷静自制的沉默的灵魂,在荒原黑暗的大地上等待并且渴望。它风餐露宿,辗转迁徙,被无数人裹挟,也被无数人珍藏。它的命运堪称传奇,亦是神迹。
  在这个路途之上,一种宗教情感被放大,被植根,被融入日常的生存,无论怎样的生存都变得可以忍受。这样的书写充盈着广大的慈悲,平和和喜悦,因为救赎使一切归于沉寂,——一种深沉的辽阔的情绪,让大地和生命的灵魂在黑暗中接近光明,彼此融合。于是,现代人在归乡有了可能之后,终于进入了家园。
  家园是“进入”而不是“抵达”,这在《敲响人头鼓》有着鲜明的呈现。喇嘛进入寺庙,俗人进入高原,信徒进入圣地,仅有抵达是不够的,只有进入才能真正触摸到事物的内里,惟有进入,才能构成血肉相连的灵魂契合。进入是真正的归乡,是彻底的回家。日喀则是雅鲁藏布江妙音的原生地,人头鼓回到了这里就是圆满地完成了它的生命之旅,信仰之旅,生命与信仰合二为一。望着十里长路上那些匍匐在地的藏民,那些被鼓音降服了的民众的背影,“我们”说不出一句话。这是灵魂的沉默。唯有鼓音变成了天地间的声音,那是众生的祈祷,是西藏的神灵和自然赐给我们的雅鲁藏布江妙音。
  杨志军以一部关于人头鼓的现实想象,给我们提供了通往梦愿之乡的多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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