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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暗的航行》:从此岸到彼岸的航行
发布日期:2012-03-05 00:00:00    来源:旅游与国际官网 张薇    点击次数:

  《幽暗的航行》作者简介:蔡晓滨,青岛传媒集团董事长,致力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与写作。著有《美国报人》、《中国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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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幽暗的航行》是一部探讨知识分子问题的随笔集,作者蔡晓滨致力于知识分子独立命运的思考,以个人的阅读视角给我们提供了诸多的参照,我得以在他的阅读之中审视自己的阅读体验,并且梳理个人的思考结果。蔡晓滨所关注的问题,也是我很长时间的阅读与关注,他在书中提到的有些人,亦是我心仪已久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心灵和智慧,是持久明亮的光,我在黑暗中的独坐,因为有了他们的声音,而有了从容和澄明,有了淡定和平静。所以阅读《幽暗的航行》,我有一种回到故乡的感觉,尽管此前我曾多次表述过自己是没有故乡感的人,但我知道,那是我彼时的精神故乡。我注视他们,一如注视自己内心的渴望,亦同时注视着蔡晓滨的世界,——这是一个纷攘的世界,充满了动荡和不安,也充满了由此而来的思考、质疑和认知。这的确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姿态,他在寻找能够庇护人类的世界之路途上迁徙,每一个阅读目标的跨越,都意味着内心的一次次碎裂与重建。幽暗同时带来启明。
  我把《幽暗的航行》探讨的知识分子,都视之为一种立场,即独立的知识分子。事实也是如此,蔡晓滨所描述的这些人,无论他们的阶层、阵营、生活方式、政治面目如何,有一点大致是相同的:他们都谨守了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一种批判意识决定了他们需持有的独立立场,也正是这样的独立,使得他们的批判客观公正,靠近真理。这是一个旷日持久的命题,而这个命题历经岁月的拷问,一直呈现着它在幽暗中的面容:既混沌又清晰,既模糊又明朗,既柔情又尖利,既感性又理性。这也许就是蔡晓滨想要在这个问题的探究中厘清的困惑,尽管他仍然没有给我们一个肯定的答案。他在这些人身上发现了个性,亦发现了共性,他把他们的天才和缺陷裸露出来,也把他们的爱与痛放置在我们面前,他们思考和行动的结果,以如此直接的方式被叙述,被放大,渐渐充满了电影院的银幕。
  其实,我更愿意把这本书看作是一部叙事的电影。
  每个人都是活动着的历史,他们的生命过程就是已经上演的经典电影。他们自己就是自己的导演,演员和背景,而音乐正在画外响起,是蔡晓滨的自言自语,解读或旁白都无关紧要,让人感兴趣的是他的声音是否独特,是否真实。
  蔡晓滨在书中所论及的汉娜?阿伦特,一生坚持的文化姿态是交流、表达和倾听。这是她与世界对话、相处的方式,也是她与朋友之间相互给予的最大精神价值。我把蔡晓滨的知识分子解读理解为同样的姿态,他选择与那些丰沛的灵魂对话,而那些灵魂中闪耀的光芒也烛照了他的内心,他与那些人一起在幽暗中航行,又一起在幽暗中看到光明。一个人对事物的关注目光,与他的心灵有关,亦与他的梦想有关。很显然,蔡晓滨是向往于一种境界的,而且他也颇为欣赏那些迥异于常人,以非凡勇气直面现实的人。他自述这样的解读和呈现不是特定的行为,而是阅读的“偏好”,我猜测,除了是某种曲笔之外,更多的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这让我看到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重要品质:心灵的正直、勇气和激情。
  这样的心灵决定了他想靠近的事物,以及解读这些事物的能力。他的倾听在大地的深处,因为那些辉耀了人类星空的灵魂,无论是此世还是彼世,都是“俄罗斯”大地上最有重量的声音。我喜欢把“俄罗斯”作为大地的一种表征,它所承担的人类智慧和苦难,它的忧伤和激情,足可以使其成为一个符号。那些独立不羁的灵魂,他们像风一样驰过大地,猛烈地撞击了黑暗,然后在黑暗中放射能量,上升天空,接近或者成为光亮。我想,蔡晓滨的倾听一定不会轻松,他必得有同样能够承担苦难和事实真相的智慧、情感,以及真诚。足够的真诚是理解一切伟大事物的前提,保持一种真诚的倾听,才能抵达那些思想和灵魂的深处。而某些时候真诚亦是会有代价的。正是因为真诚也许是一种冒险,它的明透而罕有的光芒才会如此锐利清澄。
  于是,倾听有了回应,表述成为个体最重要的声音。蔡晓滨没有选择,他必须要完成这个对话,这是他与他的“世界”的对话,也是他与我们的世界的对话,惟有在这个对话中,阅读才最终实现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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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对美国总统杰斐逊的叙述中,我看到蔡晓滨更为关注的不是职位本身,而是当你承担起一个知识分子的角色时,你是否仍然有质疑和批判并且革新的勇气。所以他解读的是杰斐逊做了什么,而不是他坐在了什么位置上。独立的知识分子立场,天然地决定了一个人的边缘位置,直言无畏取决于对欲望、名利的澹泊,坚守立场来源于对批判权利的维护。执著于什么就必定意味着要放弃一些其他什么,两全的取舍是“犬儒”行为,无异于精神的慢性自杀。杰斐逊的令人深思之处,在于他执著于他的理想时,似乎又没有放弃什么。这取决于杰斐逊趋向真理的坚定不移,对民主权利的坚信不辍,同时适逢其时,他建构的,正是一个国家立国的基石。相对于其他一些更为边缘的独立知识分子,杰斐逊的运气显然出奇得好,他的命运似乎也给看见他的内在本质的人以安慰和温暖,历史也可以被这样的知识分子改变和创造。
  这也可以解释何以蔡晓滨会以这样的阅读和思考来完成他对知识分子问题的书写。也许对于他而言,一个人所承担的政治角色,官至何位,与一个人纵身其中的事物并无绝对关系,重要的是自己的言说是否真正来自于内心,因为这关乎你的勇气、激情的持久与强盛,关乎你的能力、智慧是否能够令你抵达事物的终极。
  所以我颇为欣赏他对萨特的评论。我读他的《题记》觉得饶有兴味,在这里面好像更能看到他的率真和直言不讳,他不加掩饰的好恶如此自然地呈现出来,正是对事物的清醒认知。关于萨特和波伏娃,我有过和蔡晓滨相同的感受,在读比安卡的书之前,我看到的只是硬币的正面,那种在手底下凸起的深深的触摸,留在记忆的不可磨灭的烙痕。是向一种特立独行的注目和致敬。然而,有一年的暑期,在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的图书馆,读到比安卡关于萨特、波伏娃的另类描述,我的世界被重重地颠覆,硬币的反面惊愕地呈现。不管她描述的离真实有多远或多近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她帮助我确立了一种评判事物的视角:信而且疑。首先当然是要信,然后才能建立质疑的目光。波伏娃姑且不论,仅就萨特来说,有时我想,他与女性的关系,是否对他残缺的补偿?他坦承自己丑陋,需要有美丽陪衬,这里面恐怕有两重幽暗:一是在哲学的隧道里潜行并最终抵达终极;一是情感的幽暗实践。他亦是探索用一种可能的方式补裂。
  尽管比安卡的书读后让我大感沮丧,我还是惊动于萨特和波伏娃,因为无论是在哲学还是在生活上,他们都真正实践了自由。这是我必须接受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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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犹为关注《幽暗的航行》中涉及的两个人物,汉娜?阿伦特和萨义德。我把他们归之为知识分子独守态度的两个极致:汉娜?阿伦特是用生命完成她的独立学说,萨义德是用心灵成就他的独立事业。他们作为独立知识分子的存在已经毋庸置疑,而他们的生命和心灵过程则有些独立知识分子的象征意义:与他们所关注的事物,既疏离又有内在呼应的灵魂默契。
  从这点出发,我看汉娜?阿伦特,这个始终信守“我们始终忠诚守信,只有这才是真实的。”的传奇女性,遁入自身进行思考并建立起自己的思想城堡,堪称奇迹的是,她与众多大师级的哲学家交往,却从未被他们的锋芒灼伤,而是恰恰相反,她被照亮并焕发出自己独特的魅力。她的独立的强大与丰盛如钻石般坚硬,也使她的女性光芒混合了多重元素,既有海德格尔的辉映,又有雅斯贝尔斯的照拂,还有布吕歇尔的对话——与他的交谈是汉娜与自己对谈的延长,所有这些倾听与交流,提炼出汉娜的精粹。而最有趣的是,汉娜一生坚持毫无疑义的独立和思考,但她与海德格尔的一世情缘,又使她成为靠近男性力量的证明,然而用世俗的尺度去评判汉娜,显然又南辕北辙。
  汉娜的一生都在与极权主义作战,身为一个犹太人,她在纳粹的反犹战争中历经苦难,目睹流亡者就像河里飘过的垃圾被抛弃、被湮灭。汉娜在寻找答案,她想知道是什么样的事物会导致这种暴行。我被汉娜震撼的是,她没有仅仅站在犹太人的立场上盲目地批判,而是客观冷静地阅读思考了所发生的一切,然后,在追踪了前纳粹分子阿道夫?艾希曼受审后,提出了她的引起纽约和犹太组织混乱的观点“平庸的恶魔可以毁掉整个世界”。艾希曼强调自己并非灭绝犹太人的组织者,只是一个执行者,他的受审过程在汉娜看来就是一个笑话,她的疑问是:“为什么一个像纳粹主义这样的专制政体恰恰是靠像艾希曼这样粗鄙而又肤浅的人物来支撑?”(阿洛伊斯?普林茨《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毫无疑问,这样的困惑在今天仍然有价值,一个平庸的、没有思考力的,却有着一定权力的人,可以主宰别人的命运,可以阉割他人的权利,可以侵犯别人的利益,可以背弃人的尊严和荣誉,是极其丑恶的事实,而我们的社会熟视无睹,习以为常。所以,我深为阿洛伊斯给汉娜传的小标题而颤栗:“艾希曼以及没有结束”。
  回到海德格尔,由于他的纳粹附逆行为,汉娜在给他的信件中指责了他,表明了她的独立批判立场,而当战后海德格尔受到清算时,她的忠诚以及对海德格尔的信任出场了,她在自己的书《Vita activa或曰论积极生活》出版时写下了给海德格尔的献词:
  “Re Vita Activa
  这本书的题词空着。
  我该怎样题献给你
  给我信赖的人,
  给我忠诚于他
  却没有挽留住的人,
  而两者都充满爱意。“
  汉娜的独立令人惊叹,她一生坚持私人生活与政治分离,既保持了对海德格尔的忠诚和情感,同时又拥有自己强有力的思想、学术和勇气,既承受海德格尔的惠泽,也让自己的智慧发挥到极致。她没有被海德格尔或者别个的光芒遮蔽,反而以自身的光芒投射到他们,彼此形成巨大的不可穿越的光束。她是海德格尔内心和哲学的保护人,也是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关系破裂的弥合者。她的卓越之处就在于:一生都在以她无与伦比的忠诚看护海德格尔,他的哲学,他的生活,他的情感;终生向亲爱的老师雅斯贝尔斯表达她的敬意;同时与丈夫海因利希?布吕歇尔相濡以沫,用对话的方式爱与理解。她用生命完成生命,是名副其实的“责任始于爱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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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汉娜?阿伦特的生命历程,一条流亡者、被放逐者的路途清晰地显现出残酷与绝望的轨迹。为了逃离居尔集中营并最终逃离反犹恐惧,汉娜和布吕歇尔等人的逃亡旅程充满危险和不测,而瓦尔特?本雅明,这个“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也曾经在逃亡途中与汉娜相遇,然而却在逃离临近终点时被困自杀。我多次阅读这段文字,每次读到这里,就好像可以触摸到本雅明死的黑暗,那么深,那么无法释然的悲伤和孤立无援。
  因此,对于萨义德,何以用一生去进行反叛,一定有他合理的解释和坚定的理由。
关于萨义德的身份困惑以及他的学术研究,蔡晓滨都有详细论述,我感兴趣的是,蔡晓滨显然是对萨义德会拥有如此反叛的姿态而深感诧异和疑义。他在《题记》当中明确地提出过他的问题。
  我的理解,公共知识分子首先在于他的公共意识,他是否有为公共事物献身的热情和勇气。这是一种极其珍贵的社会责任感,质疑是他最大的特点,表现为他对世界的质疑和世界对他的质疑。萨义德实践了这一点。而他的实践与他的深邃的心灵有关。因为心灵通向他以及他的民族的命运。
  萨义德的复杂身份所昭示的面目的确混乱,而这正构成了他与世界的疏离感,他一生都是自由的落叶,从未有真正的安心之处。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民族而言,这才是真正的幽暗。当十五岁的萨义德在一片死寂之中被送到赫蒙山读书时,就意味着他从此踏上了不归路。很多年后,当他在绝症之中写出回忆录《格格不入》时,已经清醒准确地表达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他回首来路,成长的地方都已不复存在:巴勒斯坦、埃及、黎巴嫩,——当你回首,你的来路已成废墟或者面目全非时,那种心悸和恐惧,绝望与黑暗足可以令人崩溃。所以萨义德说他到什么地方都没有家的感觉,“几乎一切都格格不入,这给了我诱因,要寻找我的领土——不是社会领土,而是思想领土。”(萨义德《格格不入》)
萨义德幸运的是,在赫蒙山他遇见了最初最有力的启蒙,——在茫然无措与思乡的困境中,英文老师波德文先生以一篇论文题目《论点燃一根火柴》打开了萨义德的心智:检视一个人点火柴,他是要放火烧森林?在洞穴里点蜡烛?抑或是照亮一件神秘未明的事物?萨义德先前被压抑的心灵被唤醒,思想发现与自我发现从此没有停止。一根火柴的点燃,照亮的是神秘未明的事物,也是纷繁复杂的真实,它让萨义德知道,自己是与现实脱节的生客,他必须找到一种支撑,探明巴勒斯坦持续失落的起点。这样的启明是真正的大学教育应该赋予学生的能力。萨义德接受了这样的启明,然后以一生为代价践行。对于萨义德而言,流亡是一种被驱赶的感觉和经历,而绝不是自由选择的行走,甚至迁徙。他必须面对这样的真实,锻造独立坚强的力量,在真实之中确立公共知识分子的立场。他同样给我们以直接而现实的启示,当我们的教育,教育中的施教者与受教者都不谈真实,只空谈理想时,必然导致受教者的脆弱与蒙昧。知识分子一直担当的是启蒙者的角色,连真实都不能面对时,何谈精神,何来独立,更遑论自由与民主。
  于是,萨义德在《最后的天空之后》传达了一种普世的人权观,他的幽暗的航行在心灵的河道上开始。瓦莱丽?肯尼迪在《萨义德》一书中曾经说到“萨义德对性别的视而不见,几乎是他所有著述的表征。”但是在《最后的天空之后》他却详细地叙述了母亲被撕毁的身份:他的母亲和父亲在委任政府的登记处结婚时,一名英国官员立即撕毁了她的护照,理由是她可以用丈夫的护照,而消除她的身份可以提供一个空缺给欧洲来的犹太移民。这名殖民地妇女被公然剥夺了公民权利,丧失了自己。这样太过痛苦和强烈的经历保留在萨义德的记忆之中,女人们的缺席实际就是巴勒斯坦人被剥夺的历史。他们背井离乡,到处流浪,是漂泊者,放逐者,也是流亡者。读到萨义德的这段文字,萨义德之所以一生为巴勒斯坦的权利而战,也是可以被我接受的了:
  “作为她的儿子,我满怀同情地保留了这段情节,由于她的新身份,父亲的妻子、我的母亲以及我童年时最亲密的伙伴,她承受着一种温柔的伤痛。所以,我把她的伤痛解释为象征着她从一个完整的人——完整地作为她本身、作为一个巴勒斯坦年轻妇女——转变成一个中介的、甚至附属的人,别人的妻子和母亲。”(《最后的天空之后》)
  我们熟悉巴以冲突、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等等政治事件,也熟知阿拉法特,在很长的时间里,他们都以暴力、恐怖组织的方式留存在我的记忆。直到读到萨义德,我才理解了法拉奇对阿拉法特的采访。法拉奇说我们见过犹太人受迫害,人们不能要求以色列的犹太人再次在世界各地流浪。阿拉法特回答,然而现在流浪在世界上的是我们。
  这是一种极端荒芜的存在,有来路而没有出口,拥有地契却不属于那片土地,生活被完全摧毁,离散是所有巴勒斯坦人最终必须接受的命运。维护和回忆都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只会加强伤痛而于事无补。索性遗忘或者转过头去不再看出处。
  萨义德在写《最后的天空之后》时一定有着巨大的忧伤,一个已经不复存在的国度,却是他终生呐喊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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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在写汉娜?阿伦特和爱德华?W.萨义德的时候,我的内心充满矛盾。他们恰巧分属于两个极端对立的阵营,巴以冲突似乎就是他们的写照。但我的确又为他们作为知识分子担当的社会责任而震动,他们的勇气、激情和智慧,以凌厉的冲刺洞穿了我们社会的脓包,让我们审视自身的生活缺失,让我们看见我们的自得与丑陋。
  以色列作家奥兹在他的长篇巨著《爱与黑暗的故事》中,写到了犹太人对阿拉伯世界尤其是巴勒斯坦人怀有的复杂情感:众多巴勒斯坦人的流离失所,同样让他们深感负疚。而汉娜也为犹太人在大屠杀中的不作为和沉默表示愤怒,呼吁自己应该承担起的责任。在奥兹的作品中以“流散”来描述犹太人曾经的苦难,而萨义德则以“离散”来雕刻巴勒斯坦人的失国之痛。他们都在为家园而战。这是多么沉痛的事实,“迁徙”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词汇,因为没有目的地。从此岸到彼岸的航行,什么时候会抵达终点?
  让我感慨的是,蔡晓滨所关注的这些知识分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他们在批判的同时也都在建设、创造。对于他们而言,破坏不是目的,建树是最高的宗旨。真实再次提醒我们,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仅有批判的勇气是不够的,同时还要有再造的智慧与能量。这恐怕是我们今天阅读他们的最大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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